蜜枣厂林立的那个年代，全村孩子的嘴巴上，都沾满了枣泥。
爹说，附近的第一家蜜枣厂，大约是在一九九五年开业的。刚开业的时候，本地人大都不会做枣，厂房里干活的都是些南方人，江苏的，安徽的，浙江的，基本都是些语言不通的人。
第一家蜜枣厂是在一个叫做回车的村子。
紧跟着，吕庄和大河道两个产枣村也盖起了蜜枣厂。巴掌大的一个县，县里的父老乡亲眼瞅着这三个村子那些做蜜枣的人都挣了钱，也都按捺不住，加入到蜜枣厂建设的浪潮中。村里有钱的出资建厂，没钱的去其他村的厂子里学技术。就这样，没几年功夫，县城里大大小小的蜜枣厂房里，本地人占了主流，也几乎很难再听到拗口的南方口音了。
蜜枣厂需要的设备不多。一个轮枣机，十来台划枣机，几个灶，几口大锅，百十个烤盘，再建上几间烤房，这就差不多了。
轮枣机就是个大滚轮，用来区分枣的大小。收上来的青枣一股脑倒进去，个头小的先出来，个头大的后出来。主家把枣从大到小分成几个号，分号主要是方便划枣，每个号的枣都有对应号的划枣机。也用来决定划枣工人的单价。个头越大，单价越便宜。
轮枣机分好后，就该划枣工人上场了。划枣机是个手足并用的机子，有些像缝纫机。手把枣子放进机子上的孔洞，脚下用力一踏，机子顶部的铁棍就把孔洞口子上的枣砸了进去。孔洞的内壁镶嵌了一圈刀片，枣子经过时，被刀片划出一圈刀痕。有了这个刀痕，煮枣师傅才能把糖分煮进枣子里。划枣的一般都是妇女，这活不累，就讲究个手巧，但工价不高，一个月到头也就三百来块钱。
过了划枣机，枣子就该入锅了，也就是煮枣。煮枣要先在锅里倒些水，水不能多，能把糖化开就行。化开的糖煮沸了之后，把划过的枣倒进锅里，用小火慢慢熬煮。枣和糖有着严格的比例，二十斤枣十四斤糖，上下不能超过半斤。 大约熬上两个小时，翻翻锅，把枣子表层的水控一控，就可以摆上烤盘进烤房了。
烤房是专门烘干的地方，一般就是简单的红砖房，里面的温度在五六十度之间。枣子煮好后，先摆盘烤干，差不多一天左右。一天之后晾一晾，再进烤房烤一遍，差不多就可以装箱出厂了。烤枣是个细致活儿，每隔一会儿要把枣子翻一遍，不然糖分太多，容易粘在烤盘上。这一粘，枣子要么掉皮要么扯成两半，没了卖相，卖不了好价钱。
每年的八九月间，一声声鞭炮敲开了蜜枣厂开业的大门。厂子的主家要先打些酒，炒几个下酒菜，请所有的煮枣师傅喝几杯。酒席上说些客套话，吃些菜，推杯换盏几圈，这个仪式就算结束了。酒席过后，主家请德高望重的煮枣工人点上头把火，蜜枣厂就算正式开火煮枣。
那个年代，村里人很少有稳定工作。大部分人都是在家养种几亩地，有活儿的时候跟着出去干几个月，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家待着，种几天地，管几天枣树。煮蜜枣一般在八九月间，前后时间一个月，正是外头活儿少，地里也不怎么需要人管的时节。很多人就跟着学做蜜枣，学上一个月，第二年基本就能带徒弟了。
零二年，爹一直工作的城东活性炭厂倒闭了。那时候大姐读高三，我也马上小学毕业升初中，家里正是需要钱的时候。爹想来想去，稳定的工作一时半会儿找不到，还是得找个煮枣师傅学一个月，挣一点算一点。
爹是去回车村学的煮枣，师傅教得仔细，爹也学得认真，一个多月功夫，爹一个人就能煮出饱满透亮的枣子。第二年到了蜜枣厂开业的时节，爹还没决定去哪家煮枣，同村的牛子先找上了门。牛子是娘的本家，按亲戚辈分的话，爹和娘都得喊人一声姐夫。牛子是第一年开蜜枣厂，本来打算自己开，可算来算去还是本钱不够，最后没招儿，拉上自己关系不错的兄弟合伙开了一家。新开的蜜枣厂不好找人，一方面是新厂开工，大家伙儿不知道厂长这人咋样，是小气还是敞亮；另一方面，蜜枣厂的收入全看蜜枣销路，老厂子的主家摸爬滚打好几年，早摸透了其中路数。新主家刚进这行，万一在销路上栽了，那师傅们辛辛苦苦一个月的血汗钱就糟践了。
爹没想到牛子会直接找上门。不答应吧，都是亲戚，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；答应吧，又怕月底工资不好讨。爹和牛子坐在家里已经烂皮的破沙发上谈天说地，就是绝口不谈煮枣的事。牛子铁了心找爹做煮枣师傅，他知道此时此刻的爹就是在扯皮，但他也知道爹的蜜枣煮得好，他就坐在旁边和爹有一搭没一搭地唠着，一袋接一袋地吧嗒着烟。烟丝呲呲呲地冒着火吐着烟，把不大的屋子熏得烟雾缭绕。爹终于停止了东拉西扯，长出一口气后，说：“让我去可以，但我得把我那不争气的侄子带上。”
牛子嘬烟袋的动作猛地停了一下，他眯起眼睛想了一会儿。烟气迷住他的眼睛，在他的眉毛上乱窜。他大概也没想到爹会提这个要求，沉默了一会儿后终于开口道：“成吧，他跟着你，倒也闹不出什么乱子。”
爹说的侄子就是周文，周文的爹康伯和我爹是叔伯兄弟。周文前些年的时候打麻将，把家里的钱都搭了进去。康伯脾气暴，把周文捆在梯子上打了一顿后，周文就跑了，一连好几年都没回来。康伯打那之后就病了，咳出的痰渐渐有了血丝，没多久就病死在家里。康伯母受了刺激，从此也变得沉默寡言，偶尔还会有些疯癫。
周文终于肯回家的时候，康伯已经进了老周家的祖坟。爹连拉带扯把周文带过去，让他在康伯的坟前从早上一直跪到晌午。周文那次回来是找爹借钱的，他要去学开大车，但手头钱不够，把村里人借遍了也没人敢借给他。爹说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别人不借给他，自己这个做三叔的，砸锅卖铁也得给他凑齐。周文那次真的是去开车挣钱了。年底时，他还了所有外债，还给爹买了些烟。
大概真的是命不好，年后没多久，周文再次出现在爹面前。他撞人了，被撞的人没死，但周文自己开车挣的钱全搭了进去，还把车卖了，家里的积蓄也一下子都赔了进去。处理事故的民警极力调节，对方家属这才没让他赔更多。周文像个孩子一样在爹面前嚎啕大哭，说雨下的太大，自己真的没看到车前面还有个人。
车卖了之后，周文没了工作，和大部分乡亲一样，在家里养种地。地里有事儿的时候，他扛着锄头去地里干活。地里不忙的时候就在家歇着。歇得久了，渐渐又开始游手好闲起来。爹常说，周文是个不能闲下来的人，他管不住自己，一闲下来，就想着喝酒抽烟打麻将，慢慢就掉进了麻将窟窿。
爹倒是想过带着周文一起去煮枣，但周文曾经迷上打麻将的事儿，街里乡亲一传十十传百，附近很多厂子都不敢用他。这回牛子来找爹，爹就顺势提了这个要求。
八月份，密密麻麻的青枣挂满枝头时，牛子的蜜枣厂开业了，爹带着周文进了厂子。煮蜜枣的师傅最累，工价也最高。一般是二十四小时两班倒，每班两个人，一个老师傅带一个小工。
爹和周文是夜班，每天晚上去厂子。凌晨的时候，厂里管顿饭。一大早再从厂里回来，睡上一整天。煮枣师傅是最受罪的一班人，要么在灶上搅锅，要么进烤房晃盘，把烘烤着的枣子翻一翻。这两个工作都是五六十度的高温环境，一个月下来，再黑的人也能给熏白了。开始的几天，周文有些扛不住热，有些中暑。爹买了去暑的药，让他喝了几天，周文才渐渐适应了这份工作。
那年煮枣结束后，爹领了一千四五的工价，周文是小工，工价低一些，也有个八九百。领钱的那天，周文买了些孩子们用的文体用品来我家。爹推脱着不要，周文隔着屋门把东西扔到床上，扭头走了。
周文走了没多久又折返回来，拉着爹坐在院子中央的青石板上。神秘兮兮地问：“三叔，我看这蜜枣厂挺挣钱呐。你平时算账清，帮我估摸估摸，开建一个小的蜜枣厂，需要多少本钱？”
“怎么？你想开一家？”
“钱少了就开，钱多了咱想开也开不起不是。你先帮我估摸，我看看能不能凑够钱。”
爹起身去屋子拿了算盘和纸笔，对着周文一笔笔算，还没算到最后，周文的嘴就惊讶地张得老大。
“居然得需要这么多钱啊？”
“你看这些开蜜枣厂的主家，哪个不是有钱的主儿。”
“那我开不起，我得找个人一起开。三叔，你来不？”
“我不来了。我这本来就没几个钱儿，家里仨孩子又都是花钱的年纪。赚了倒不怕，这要是赔了，仨孩子都得跟着我倒霉。”
“成，三叔，那我去找别人。这事儿不成也就算了，要是真成了，开业点火这事儿，三叔你可得来。”
周文说完就出了大门。很多年后我和爹说起这事，我问爹当时不怕周文赔钱么。爹笑了笑，说：“你文哥要是对哪件事上心，那他八成能把这事办得妥妥的。”
周文后来真的把蜜枣厂开起来了，和他一起出钱的是他的一个同学。开业那天，周文和同学早早来家里请爹过去。爹那天笑得合不拢嘴，就像他不是去点头把火，而是去参加儿子的婚礼。
周文对蜜枣厂是真的上心。他没和其他主家一样坐躺椅上当甩手掌柜，而是尽量参与每一个流程。收枣的时候，他一大早起来去枣市上收枣，喊破了嗓子来杀价；收完枣后去厂子里帮着灶上的师傅搭把手，搅搅锅，翻翻盘；到中午的时候，又亲自到集市上称点肉，给师傅们做些爽口的饭食。
爹说，那年的周文，就像个永远停不下来的陀螺一样，每天在厂里转来转去。一直到九月份煮枣结束，周文瘦了一大圈，像半大的小子刚刚把个头拔起来，营养却没跟上一样。
那年是爹煮枣以来挣得最多的。按周文的说法：爹算工头，不能和其他师傅一个工价。周文也把自己投进去的钱挣了回来，又和刚学会煮枣那年一样，带了礼品来家里。
爹说：“干得不错，明年找好销路的话，厂子还可以再扩。”
“我也这么想，那明年这时候我多跑跑销路，厂里的事，三叔你帮我盯着些。”
周文蜜枣厂规模进一步扩大，煮枣师傅从最开始的四个人变成后来的八九个人，锅灶的数量也几乎也翻了一翻。那年的年景不好，青枣产量比往年要低些，但这正好把枣子的价格抬了起来。周文每天忙着跑销路，早出晚归，但每次回来几乎都能带回好消息。
不止周文，所有从事蜜枣产业的人都在那年尝到了甜头。那是蜜枣产业最辉煌，最鼎盛的时期，像正午的太阳一样照耀着每一个人。可能，当时的所有人都不会想到，蜜枣行业的寒冬，已经在路上。
第一波寒潮在次年打春的时候到来。它无声无息，像秋天的霜冻一样悄悄降临，且愈演愈烈。
当时县里的蜜枣主要是销往东南沿海。但随着当地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，养生这一概念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普及。品类繁多的保健品广告挤压着电视的黄金时段，各式各样的养生专家在讲座上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同一个词：低糖。
起初，没有人注意这个现象，也没有人能联想到这个现象与蜜枣产业的未来会产生怎样的联动。直到蜜枣厂即将在新的一年打开大门，一部分蜜枣厂主家提前去找销路时，大家才惊讶地发现：往年求购蜜枣的批发商，今年都清一色地哑火了。
周文也慌了。
“三叔，这咋办。往年混得熟的那些批发商，今年都说要不了太多蜜枣。我们今年还做不做。”他找到爹，问爹该怎么办。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爹蹲在门槛上，望着远处的老槐树发呆。
周文后来还是选择了继续做，那是他辛辛苦苦建起来的蜜枣厂，也是他现在唯一得经济来源。
那年的整个蜜枣产业链可以用哀鸿遍野来形容。蜜枣销路变窄，蜜枣厂的主家都不约而同地缩小了生产规模。很多煮枣师傅和划枣的妇女一直等到蜜枣厂即将关门，也没能找到合适的主家。另一方面，销路受阻，最上游的枣农也遭受重创。漫山遍野的青枣变成了卖不出去的烂手货，枣农不忍心看着枣子在自己的箩筐里发霉，直接咬牙降价。到即将过季时，青枣的价格已经从一块钱降到了两三毛。
周文那年也是挣了钱的，只是再也赶不上往年。他把蜜枣厂的规模一压再压，最后甚至还不到刚开业的规模。蜜枣行业阴晴不定的未来依旧让他苦闷。他不明白，好好的蜜枣，这些批发商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。
爹找来周文，建议他趁蜜枣产业还没倒，找机会把蜜枣厂卖了。周文常跟康伯和康伯母吵架顶嘴，但从没和爹吵过，除了那次。
“三叔，你说这话我可不乐意。蜜枣厂那是我辛辛苦苦一手建起来的，说卖就卖？”
“卖了吧。按这个趋势，以后还有没有人吃蜜枣都是个问题。”
“三叔，不是我说你。也就今年一年不好干，明年啥年景谁也不敢打包票。今年一年不行你就想打退堂鼓，这怂劲儿可不像你。”
面对周文突如其来的火气，爹没生气，但也没再说什么。很多年后我问他，当时为什么不继续劝周文，爹说，当时的形势自己也把不太准，周文坚持要继续开，就随他吧。
“低糖养生”观念的盛行，让很多蜜枣厂主家选择了另谋出路。周文不甘心，在销路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又坚持了几年。而这时，蜜枣产业的第二波寒潮，也即将到来。
蜜枣厂黑烟滚滚的烟囱不知何时引起了环保部门的注意。与此同时，厂里无任何卫生检验程序的做法也收到了食品卫生部门的整改通知。
周文和爹是在某个上午同时从厂里回到家的。他们两人都板着脸，面无表情地走进家门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村里大大小小的蜜枣厂都没能通过两个部门的检查，被勒令整改，整改通过前不得营业。
打那之后，村里的蜜枣厂像游击队一样。检查的来了，就关门歇业；检查的人一走，又偷偷开门煮枣。这样拖拖拉拉一个多月，蜜枣厂的产量锐减，但依旧供大于求，卖不出去。多数蜜枣厂都在那年之后选择永久关门，周文还想再坚持几年，最终还是被爹拦了下来。
村里的蜜枣厂渐渐没了声响，要么卖掉，要么改建成其他厂子。周文应该是最后卖蜜枣厂的，他像当初撞人时一样在爹面前嚎啕大哭，说自己辛辛苦苦建起来的蜜枣厂，说卖就卖了。
